多年前某一天，新界某個已計劃引退的老農也許是基於同一種心情，把一堆蔥種和一堆蒜種交到新界蔬菜產銷合作社有限責任聯合總社的職員手中。經過一番輾轉，這些蔥種和蒜種被交託到香港仔隧道南面出口左旁黃竹坑新圍一塊農田的主人謝天佑手中。為什麼是他呢？
今天我們大概無法想像，半個世紀前，這裡所在的香港仔山谷，曾是香港島的重要蔬菜生產區之一，農民將收成從這裡擔出中環、灣仔售賣。早在1929年，謝天佑的父親Andrew Tse就在這裡（幾年後這附近山頭被命名為壽臣山）買下了一塊地，成立「高華花園」發展他濃厚的園藝興趣。兩年後九一八事變爆發，他結束了日本郵船買辦的工作，開始將業餘愛好發展為主要業務。他是最早從外國引進蔬菜花卉種子在本地進行批發零售的人之一，而這些外國種子就是在這塊農田試種，種得好才賣出去。
謝老先生還把兒子送到美國修讀園藝學。1975年謝天佑完成植物生理學博士課程，回港接過父親的公司，四年後香港仔隧道開始動工，從此那一帶的風景就不再讓人聯想起農業。今天，快將踏入90年的高華，仍以此地為大本營，但業務已由種子貿易，發展到種子生產，以及品種研發等，不同大小性質的種植基地遍布新界東北、中國的西北、美國，以及澳紐等地。
作為本地少有的育種專家，謝天佑一方面以高科技團隊進行作物的改良及開發，另一方面十分重視傳統地方品種的保存，多年來無論到訪本地農田還是出外旅遊，他都會了盡量收集種子，亦對本港不同時期不同的地方種保育活動，如本地有機種子留種計劃和鶴藪白復育計劃，義不容辭地提供技術支援。就以新界老農的蔥蒜種為例，每年撥出兩塊地繼續保存及繁殖，這項工作究竟有何特別意義？說話直接、無半句客套話的他說：「（這件事）做總比不做好。」
本地種的優勢就在於它對本地生長環境的適應。這兩個種，謝天佑認為它們都很合適在本地栽種。「這隻蔥很香，蔥白不特別長，抗熱力和抗水力都強。但它不耐儲存。秋天落種，翌年2、3月收了曬乾，到9、10月再種的期間有超過9成蔥種已失去生命力，不能發芽。試種了幾年，情況改善得很少。若要大量生產，只能在雨水季節再種多一造。
至於蒜種，儲存期和發芽率都不錯，但帶有病毒。「這情形經常會發生在單性繁殖的作物中，它不影響食味，卻會令產量減少。要清除這些病毒技術上是做得到的，就是抽取它的meristem culture （分生組織）來重新培養，但需要花上至少一年時間，還要請一個專人回來做這件事，成本很高。而清除病毒交回農夫種植後，也最多能維持3年，它回到自然環境又會重新感染病毒。」謝天佑著同事列印了一份專為這蒜頭病毒而寫的論文報告，上面臚列了蒜種染上的病害：GarCLV、LYSV、Allexi。
謝天佑無奈地說，這類成本高昂的工作，只有由政府持續來做才有效用。保存本地種的工作也一樣，「保留地方品種最難做到的在於品種的維持，種子每隔兩三年便需重新種植留種，只有政府才有足夠資源。不能只靠農民，農民只要停種兩三年，一個種就會消失。農民留種時，除留種植株不可過少，對篩選準則的認識也很重要，不是粗壯的就留，而是要保留該品種最典型的特徵。農田的物理間隔是否足夠去避免花粉受到其他同科植物污染，又是另一難題。即使自花授粉的作物，如豆角，也有超過10%屬異花授粉……」
在這個題目，謝天佑可以講上三日三夜，但他突然想起，在1960年代中之前政府年年舉辦農展會，加插犁田比賽，熱鬧非常。他父親當年除了蔬菜、花卉，還曾以育出的母豬和其他家畜奪獎。「歐洲現在仍每年舉辦很多農展會，這是推動維持地方品種的一大動力，當中設立各類獎項，頒予種得最靚的作物，無形中幫助了農民選種。獲得巿場接納，才是農民維持一個品種的最大動力。
農展會在1966年就已停辦了，香港農業在80、90年代步向式微，政府原有的留種工作也在2001年停止，現時談保育地方種困難重重，但謝天佑的樂觀來自務實，「遲做好過不做，保留到多少就多少。」
謝天佑強調透過保留地方種來維持作物基因庫的多樣性，對應付氣候變遷非常重要。
高華種子所在之處，90年來不知推卻了多少地產商的收購。表面這裡是未發展的農地，事實上年復年是農業科技的實驗場，用來測試不同種子表現的一片綠洲。
1950、1960年代，高華以蔬菜花卉和家畜多次奪得農展會獎項。
透過育種技術能協助作物應對病蟲害，增加產量，但條件是大自然原本的基因多樣性能夠被保存下來。
謝天佑每年義務地為農夫交託的蔥蒜種作繁殖，送給有興趣的人士繼續種植。圖為蒜種。
這種蔥很香，也很適應本土氣候，抗病抗水，可惜儲存期短。
謝天佑與同事為鶴藪白復育計劃提供技術支援。